军人诊疗中心：巴林特小组与为军服务质量提升

改变思维方式 重塑医患关系——浙大二院“巴林特小组”培训圆满结束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构建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着力培养德智体劳美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浙大二院高度关注医学研究生的心理状态，开展“广济巴林特”团体心理辅导项目。“巴林特小组”在欧美国家被广泛运用于训练临床医务人员处理医患关系，提升医务人员的心理调节能力、缓解职业压力等，国内目前只有少数医院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浙大二院于2019年8月16日至18日，组织开展了首期“巴林特小组”组长培训，为后期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储备骨干师资队伍。■　■■■■全国知名心理培训专家陈华老师应邀作为此次“巴林特小组”组长培训的讲者，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有来自浙大二院的医务人员、行政人员和医学研究生，也有来自浙大一院、省口腔医院、省妇产科医院等兄弟医院的同仁。本次培训活动形式丰富，内容详实，授课生动，学员认真倾听，积极参与，氛围活跃。01“巴林特小组”的起源培训伊始，陈华老师介绍了“巴林特小组”的起源，以及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十年来组织“巴林特小组”活动的宝贵经验。之后学员们在陈华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次“金鱼缸”演练。学员们分为圈内的参与者和圈外的观察者，第一位案例提供者分享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医疗故事，其他学员则作为不同身份的当事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期间陈华老师作为组长积极引导学员们发言，气氛十分和谐融洽。02医疗中的人文关怀“金鱼缸”演练后，陈华老师便教授学员学习“雕塑”技术。学员们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以及体会自己扮演角色的改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医疗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性。案例提供者表示：“自从事情发生后，我一直很内疚自责，但通过‘巴林特小组’这种独特的形式，以及‘雕塑’技术的演练，我的心理真的发生了很大转变，感觉心里轻松多了。”03标准答案or一种思维方式在感受过“巴林特小组”讨论和“雕塑”的神奇魅力之后，学员们跃跃欲试，许多学员提出想当组长。陈华老师首先教授担任组长的基本技能，强调“巴林特小组”的安全性原则，随后组织组长和协同组长进行了多场“巴林特小组”演练。随着培训的深入，学员们的讨论也更热烈起来，如“在开展活动时如何挑选参与者”、“如何控制时间”、“如何区别普通座谈会和‘巴林特小组’”等。陈华老师详细地一一作了解答，并提出了开展活动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如安全性原则，不提建议原则等。针对学员提出“‘巴林特小组’似乎是一个情感宣泄平台而非问题解决平台”这一问题，陈华老师表示：“巴林特小组”并不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更多的是让小组成员领悟到处理医患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04真实案例演练培训最后一天，学员们都基本掌握了“巴林特小组”的流程，组长和协同组长均能独当一面，带领“巴林特小组”很顺利地完成每场活动。在最后一场“巴林特小组”演练中，一位医学研究生带来一个案例：当患者家属面对家人死亡，情绪失控时，该如何进行医疗谈话？组长和协同组长将“金鱼缸”和“雕塑”技术融合，还原案例现场，小组成员纷纷被带入角色，经历了一场“死亡”与集体潜意识“离别”的碰撞，不少学员情感被深深卷入，感触良多。有医生坦言“下次碰到很不和谐的医患关系时，会尽量多从自己的角度去做改变。而且通过和大家的分享，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有一个群体在做自己的后盾，会坚强很多。”有医学研究生也表示“能参加此次培训，甚是有幸，心存感激。在以后的医学生涯中一定会努力去改变自己，去和患者多沟通，这对从医之路大有裨益。”行政人员也表示“通过这次培训，让我更理解了医务工作者的不易，也加深了对心理学的理解，原来心理学可以这么神奇地影响我们！”陈华老师总结道，“巴林特小组”为医务人员提供一个安全自由和包容的环境，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去探讨医患关系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它不是为大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小组，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探讨别人案例的同时，能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而逐步形成“新视野、新思维、新感受”，在下一次面临紧张的医患关系的时候，多一种选择。在闭幕式上，陈华老师和禹华良副主任共同为本次参与的学员颁发培训证书。禹华良副主任阐述了对“巴林特小组”的理解：“巴林特小组”并非是用传统意义上的说教方式来培训学员，而是用心理学的方式让参与的学员自己去领悟；并非一种心理治疗的手段，而是提供一个可以自我觉知的情绪释放平台。“巴林特小组”就像一颗种子，播种在了浙大二院这片土地上，它将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开出绚烂的花朵！广济巴林特“广济巴林特”是广济医学人文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今后浙大二院将会定期举办“巴林特小组”活动，让我们一起倾诉医者心声，回忆医路初心；听医患故事，汇成长心路；相聚巴林特，相伴医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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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国际巴林特大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

8 月 31 日 @ 下午 2:00　CEST下一届国际巴林特大会将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在布鲁塞尔的 Maison Notre Dame du Chant-d'Oiseau 举行。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大会网站网站：报名网址：https://www.balint2022.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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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特方法，一种拯救方法（C. Meloni）

来自：意大利医学协会巴林特项目组当小组发现自己在房间里，房间里的成员排成一圈时，中心是空的；对组长的问题“今晚我们想谈什么？”　在圆圈的中心，故事慢慢成形。反过来，根据他的心态，医生会讲述他与一名或多名患者会面的情况。旁白紧随其后，在一片寂静中，在最初的虚无中，场景、体检、旁白医生的心态、患者的体验都被塑造；回忆的细节、以前的会议、家庭成员的知识、社会背景，基本上是伴随每个人的生活故事，丰富了画面。有时故事是如此的参与，以至于叙述的相遇似乎是真实的，中心挤满了人物、情况、情绪，最后是几分钟的沉默对于重新安排想法至关重要，然后我们可以要求告诉我们更好地澄清一些观点的人，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这将使我们能够理解关系的动态。这需要时间……时间去感受和做我们所听到的直到最后，时间来理解它所产生的情感，时间和空间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提案的同事现在尊重群里的沉默，等待每个成员依次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想试着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告诉我们这件事。那次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在问谁？你问什么？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谁是他的医生而不是其他人？让我们试着整理一下，另一方面，我们是医生，科学严谨教给我们一个精确的逻辑，通过它可以找到事实的证据，它们的无可辩驳性，但是有些东西逃逸了，有些东西不属于方法科学，似乎无法估量的东西只是你，你的人，你独特的存在方式和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讨论你的故事，你，病人，你的关系，为什么今晚你会成为我们小组的中心。有时候用别人的眼睛看，照亮阴影，走别人的路很累，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但现在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很高兴一起变得更好，与此同时，沉默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并有他的发言权。要了解巴林特小组练习的方法是由什么产生的，您只需……尝试一下！我的这篇短文想陪你参加我们的晚会，因为你可以作为医生工作，感觉被理解为人类，因此不完美，有限，但可以改变，个人和专业成长。这条路很难客观评价，没有测试或进步指标，每个人都感受和体验到自己的转变（作为主角）。小组的同事参与并将变化置于情境中，小组本身根据所有人的经验塑造自己。领导者的形象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充当向导，有用且睿智，他指路，他不强加，他不评判，而是一个沉默的存在，一个警惕的父亲，他的领导，他的经验是团队的避风港，就像所有港口一样，它欢迎并离开任何经过的人。这些年的频繁出入对我来说是人类丰富的源泉，团队完成并接受我的极限的能力让我立刻感觉良好，我的工作一直是一样的，但改变的是我：当一个病人担心我，我试着换个姿势坐在他旁边，没有桌子和床隔开，我们很亲密，我很想见见他，然后他有点惊讶地笑了，但很快就吐露了心声他的真实故事开始了。通过这个简单的演讲，我感谢参加会议的同事以及所有希望在未来分享这一经验的人。Cristina Meloni全科医生2010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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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和巴林特小组的故事

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厌倦了这些无聊和抱怨的病人。我走进诊所希望尽快离开。当病人开始说太多话时，我会站起来轻轻地指出其他人在等待。赶紧赶到诊所的关门时间，实在是太着急了……　还记得我几年前告诉过你吗？他们是一群在医患关系中训练的家庭医生，对与患者的关系感兴趣，从关系的角度呈现临床疑难病例，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我有一个好朋友，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小组的领导者，给他打电话，我会给你电话号码，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经过几个月的重新思考，我决定，打电话并参加了萨龙诺的“巴林特”小组的一个晚上。由于这次经历，我极大地重新评估了家庭医生的形象，我发现在不提供解决方案、处方或药物的情况下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患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从未评估过简单倾听的这一特殊方面：我从大学开始就习惯于解决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我无法找到患者要求的解决方案，我会感到紧张，因为通常没有解决方案：我希望每个人都承担费用找到答案或解决他们的问题：无法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怒，我不可避免地会对下一个病人出院。我发现了让他们抱怨的重要性。现在我喜欢听他们说话，让他们发泄，给他们时间……他们变得更友善了，他们不时问我：“你是医生，你好吗？”他们也对我感兴趣。多么棒的感觉！和克拉拉在一起这些年，十五岁多，听我说话是自发而轻松的，不假思索：一个好女人，充满活力，兴趣盎然，她是一名演员，旅行，穿着五颜六色的连衣裙和围巾，她多动。她总是面带微笑，带着一些小病进了诊所，接受了检查，听了我的意见，很用心地听我的话，然后几乎掩饰自己打扰了我，总是很高兴地出去。十年前，她患上了乳腺癌，通常的手术是：手术、化疗、放疗、六个月一次的肿瘤检查。疾病吓坏了她，造成了一些焦虑和恐惧，但她的反应是积极的，她一如既往地战斗，以她一贯的求生意志；治疗的结果让她感到不安，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数字，其中一个许多人觉得她没有被肿瘤学家视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名遵守协议的患者。化疗后他又开始旅行，演一些节目，看书，他还告诉我一段新恋情。有时她带着一些小病在工作室来找我，因为害怕复发而焦虑不安：她希望得到保证，她所指责的痛苦与她的疾病无关。但他说话和行为的方式让我没有感觉到他的焦虑投向了我，他也没有寻找不可能的答案，他向我传达了他的恐惧，但同时他告诉我他最后一次感受到的情绪旅行或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我听了她的话，有时我给她开了抗焦虑药，但最重要的是我听了她的话：我喜欢听她的话。她告诉我，她从我身上走出来的时候更加平静和安详。我总是对他的话感到惊讶，毕竟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做太多事情。有时她在旅途中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一些小病：我听她的，我试图为她的症状找到一个解释，她平静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焦虑，但受到控制，几乎是抱歉，同时又具有讽刺意味。大约两年前复发：先是纵隔，然后是肺和脑。一开始，肿瘤学家对治疗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得到了她和我的认可：有必要尝试一切并进行斗争。克拉拉能够在一次化疗和下一次化疗之间采取行动和旅行：她的生存意愿和热情赋予了她非凡的力量。她的头发掉了，但她没有戴假发，而是戴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围巾，总是和她的裙子颜色相配。几个月后，治疗狂怒对我来说不再是合理的，疾病太严重了，非常虚弱，治疗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是毁灭性的。克拉拉也开始怀疑他们的结果：她还抱怨肿瘤科医生变得回避，在访问期间他们总是很匆忙，没有人说超出必要的内容，他们避免回答她的问题。我也开始陷入困境：我去了她家，我拜访了她，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很尴尬。有一天，除了常规的化疗外，肿瘤科医生还为她提供了一次家庭姑息治疗的专家访问（在我看来，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当他告诉我时，我觉得我的脚下好像没有了大地：就像被判了死刑。它本能地出来了，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什么姑息治疗！现在最好的事情是她和我要吃披萨”。她亮了起来，她很高兴，几乎不敢相信。他立即接受并问我是否可以互相交谈。当我意识到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时，我很害怕：我告诉了她什么，什么晚上在等我，此时我该怎么办，我们会谈什么？幸运的是，周三有“Balint”，我能够提起诉讼并与我的同事分享我所做的“麻烦”。我承认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给巴林特打了一个案子之后，在听了别人对我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之后，我总是松了口气，很满意，我更清楚我之间发生了什么和病人，那一刻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为什么我会紧张或感动，我更清楚我必须做什么以及我可能在哪里犯了错误，但我很难谈论发生了什么在群里说，总结一下各种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在我将克拉拉的案子带到“巴林特”的那个晚上之后，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对她和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得不继续追随我的直觉，就像我一直对她做的那样。这些天我不得不尝试简化并像往常一样听它。比萨店的晚上非常愉快：克拉拉穿着紫色的裤子，一件色彩鲜艳的夹克和一条与裤子同色的围巾：她走路很困难，她化着妆，微笑着。那是九月，天气还很热，我们去了她家附近有花园的比萨店：我们半小时走了大约 100 米，她累了。晚餐时，她告诉我她作为演员的生活片段，她多年来没有家，只有一个大箱子跟着她，关于最新的爱情故事，关于她正在读的书：我听她觉得好笑。反过来，我向她讲述了我的生活片段，但难度很大，好像我想给她留出更多的空间。他告诉我，除了探访或治疗外，他已经有一年没有离开过家了。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他的病。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些邻居，他们很惊讶地看到我们在一起，他们邀请我们喝一杯酒，为我们的夜晚干杯。在 2 个月内情况恶化：他抱怨严重的呼吸困难和疼痛，我害怕无法用我的疼痛治疗技能来控制。我们决定共同启动姑息治疗。克拉拉总是向我提交姑息治疗医生的报告，如果我不同意，她什么也不做。我定期去她家，她告诉我困难，与仍然为她提供新疗法但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的肿瘤科医生的争吵，她的朋友和害怕和她睡觉的伴侣的来访，我听着，我在听...最重要的是，她抱怨没有人告诉她事情的真相：肿瘤学家掩盖了她的问题，他们总是很着急，他们没有做出预测。我听了她的话，但她没有直接问我问题。参观完它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在我看来，我只剩下不到十五天了，你怎么看？“我没有水晶球，但我认为你是对的”我微笑着回答，奇怪的是并不尴尬。他冲我笑了笑，谢谢我。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想和她的朋友们在她家组织一次晚餐。我告诉她我想拥有她自己的书，一本她读过并喜欢的书。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考虑一下，然后给我。我离开了他的房子，我并不难过，我很好，我想走路，深呼吸，在树丛中。第二天下午，克拉拉死了。　她没有时间为我选书，但在与朋友共进晚餐的晚上，她告诉洛伦扎她应该给我一本她的书，她想考虑一下。几天后，洛伦萨来到工作室，给我带来了克拉拉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匹克威克圈》：一本活生生的书，有“厚”的书页，上面覆盖着彩色纸，颜色和她的衣服一样.　Paola Palumbo 全科医生文章来自：意大利医学协会巴林特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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