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巴林特联合会指定的巴林特组长认证指南

关爱临床教师身心健康，提升临床教学内涵质量 ——我院开展临床带教团队巴林特小组活动

为关爱临床教师身心健康，提升临床教学内涵质量，2021年1月20日下午，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东院区开展临床带教团队巴林特小组活动，教学培训部人员、部分临床医护带教老师参加。教学培训部主任李伟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会上李主任强调小组成立的必要性及意义，希望通过巴林特小组缓解临床带教老师的职业压力，调适心态，学会沟通，保障自我及学生的心理健康。开班仪式后，巴林特小组带领人、心理咨询师冯自育老师就“巴林特小组”的起源、我院巴林特小组发展历程与影响、以及相关心理学知识进行讲解，语言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使本次小组成员尽快熟悉潜意识、投射等心理学概念。通过组员的个案分享，使临床医护带教老师形成新的视角，情景再现的同时感受学生的心理、分析他们的思维模式，做到共情与换位思考，从而提升临床带教老师的沟通能力，促进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文字　|　王　 　海　编辑 | 周　　静　审核　| 胡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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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特小组的简短介绍

巴林特开始巴林特团体以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巴林特 (Michael Balint) (1896-1970) 的名字命名。1950 年代后期，迈克尔和他的妻子伊妮德开始在伦敦为全科医生举办心理培训研讨会。这部作品最初是在　《　医生、他的病人和疾病》一书中描述的　（1957 年）。没有讲座，医生的教育是基于病例介绍和由精神分析专家领导的 9 人或 10 人小组进行的讨论。首先，巴林特鼓励小组成员与他们的问题患者进行“长时间访谈”。这有助于医生专注于成为优秀的倾听者。随后，重点转向在每天的普通会诊的背景下研究医患关系。多年来，这些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以便跟踪患者及其进展情况。连续性也使小组成员彼此之间感到轻松自在。从早期开始，Balint 团体已遍布世界各地，在 22 个国家/地区设有国家级 Balint 协会，旨在促进和发展 Balint 方法。今天的巴林特小组：会发生什么？小组成员和组长围坐成一圈，组长（或组长中的一个，如果有两个）问“谁有案子？”　有人自愿谈论一个一直在她脑海中的病人。问题可能是患者情绪上令人不安，或者只是难以理解或难以参与治疗。小组不打断地听故事。演示者完成后，领导者邀请小组对他们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回应。响应采取各种形式。可能会有问题、对医生的建议、患者的故事引起的情绪反应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其他事情的猜测。组长会温和地阻止对演示者的过多审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组员自己处理这个案子。在起源于德国并在英国和美国流行的团体过程的一个变体中，领导者首先询问是否有任何关于需要澄清的事实的简单问题（例如：患者多大年龄？）。当这些完成后，他要求演示者“坐下”，即将他的椅子向后推一点，并在接下来的 20-30 分钟内保持沉默。这有效地防止了小组提出更多问题并将他们重新投入到自己的资源中。当她稍后被邀请再次加入时，允许演示者让她发言并回应她所听到的内容。领导者的作用领导人正在遵循所谓的巴林特议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使小组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此保密，成员可以自由地谈论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工作（包括他们的错误）。领导者将阻止关于主讲医生的个人生活和历史的不必要的和侵入性的问题。个人轶事有时是自愿的，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没有压力，领导者将允许这样做。该组不是治疗组，尽管其效果可以是治疗性的。领导人的第二个目标是让讨论集中在医患关系上。他们可能会问患者如何让每个人感觉。我们感到愤怒还是悲伤？我们喜欢病人并想帮助他吗？还是我们更愿意与他保持距离？可以邀请该小组考虑患者的感受或他希望他的医生成为什么样的医生。一个不喜欢或害怕患者的团体可能不愿意参与，并会通过谈论笼统的内容来试图“逃避”：“这些患者总是无法治疗”或推荐转诊给某人认识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将尝试让团队重新投入工作，也许是通过代表患者（“如果我是这个患者，我现在会感到非常孤独和被遗弃……”）如果有两位领导者，他们将试图以同情的态度工作，从彼此身上汲取线索。一个人可能会引导讨论，而另一个人则注意那些试图插话（或试图不哭）的人。结束会话当时间用完时，会议结束，就像治疗会议一样。至少有一位领导人将密切关注时钟。在 90 分钟的会议中，可能会有一到两次演讲（包括跟进）。通常情况下，可能会邀请主治医生发言。领导可能会要求跟进并感谢大家。他们不会试图打结松散的结局或给出令人放心的总结。巴林特的好处参加 Balint 小组对小组成员有什么作用？第一个也是最容易获得的好处是有　一个安全的地方　，您可以在那里与您的患者谈论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方面。该小组将富有同情心，他们自己也将处于类似的境地。这是一个很大的解脱，通常意味着当一个可怕的病人再次出现时，他或她会看起来不那么可怕。我们相信巴林特团队的经验有助于避免职业“倦怠”。年长的巴林特医生还在享受他们的工作吗？试着问他们！其次，巴林特小组鼓励医生将　他们的病人视为　在诊室之外有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人。他们变得更有趣，更容易提供帮助。第三，小组成员可能会逐渐　对患者和自己的感受有更深层次的　理解。他们可能会意识到，某些患者或情绪可能会与自己内在和外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产生共鸣。这可能会导致医生可以学会避免甚至转向治疗优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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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特学员感受和推荐语

巴林特小组模式提供心理服务，真实学员的反馈：第一位：巴林特不仅主要在内部工作，而且在面向行动的具体行为方面不那么明显，工作是由房间里的每个人完成的。没有进行演示的小组成员，并且可能只觉得他们在努力理解为什么演示者与该患者有某种困难 - 通常可以感受到与演示者的共同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练习，您可以更好地找出查看演示者情况的不同方法。您可以拥有自己的个人小启示。没有人需要知道你意识到了什么——你可以把它留给自己。你可以有自己的个人观点转变。〜亚历克西斯曼第二位：我之前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过巴林特小组，更不用说有领导经验了。令我惊讶的是，通过这次会议的形式，我能够快速掌握小组的概念以及共同领导小组的概念。巴林特小组过程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可以丰富医患关系。我很高兴能回到我们的住院医师那里开始这件事。〜巴林特强化参与者第三位：巴林特小组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可以分享他们的羞耻感、无助感、愤怒感等，他们已经被训练去忽略这些感觉，并且他们没有表达的途径。小组成员经常报告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并因了解到他们并不孤单而感到鼓舞。有机会在受保护和保密的环境中将这种被禁止的感觉暴露出来，有助于减少羞耻感，从而减少大多数临床医生在照顾病人的情感要求高的工作中所经历的孤独感。〜凯瑟琳乌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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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和巴林特小组的故事

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厌倦了这些无聊和抱怨的病人。我走进诊所希望尽快离开。当病人开始说太多话时，我会站起来轻轻地指出其他人在等待。赶紧赶到诊所的关门时间，实在是太着急了……　还记得我几年前告诉过你吗？他们是一群在医患关系中训练的家庭医生，对与患者的关系感兴趣，从关系的角度呈现临床疑难病例，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我有一个好朋友，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小组的领导者，给他打电话，我会给你电话号码，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经过几个月的重新思考，我决定，打电话并参加了萨龙诺的“巴林特”小组的一个晚上。由于这次经历，我极大地重新评估了家庭医生的形象，我发现在不提供解决方案、处方或药物的情况下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患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从未评估过简单倾听的这一特殊方面：我从大学开始就习惯于解决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我无法找到患者要求的解决方案，我会感到紧张，因为通常没有解决方案：我希望每个人都承担费用找到答案或解决他们的问题：无法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怒，我不可避免地会对下一个病人出院。我发现了让他们抱怨的重要性。现在我喜欢听他们说话，让他们发泄，给他们时间……他们变得更友善了，他们不时问我：“你是医生，你好吗？”他们也对我感兴趣。多么棒的感觉！和克拉拉在一起这些年，十五岁多，听我说话是自发而轻松的，不假思索：一个好女人，充满活力，兴趣盎然，她是一名演员，旅行，穿着五颜六色的连衣裙和围巾，她多动。她总是面带微笑，带着一些小病进了诊所，接受了检查，听了我的意见，很用心地听我的话，然后几乎掩饰自己打扰了我，总是很高兴地出去。十年前，她患上了乳腺癌，通常的手术是：手术、化疗、放疗、六个月一次的肿瘤检查。疾病吓坏了她，造成了一些焦虑和恐惧，但她的反应是积极的，她一如既往地战斗，以她一贯的求生意志；治疗的结果让她感到不安，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数字，其中一个许多人觉得她没有被肿瘤学家视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名遵守协议的患者。化疗后他又开始旅行，演一些节目，看书，他还告诉我一段新恋情。有时她带着一些小病在工作室来找我，因为害怕复发而焦虑不安：她希望得到保证，她所指责的痛苦与她的疾病无关。但他说话和行为的方式让我没有感觉到他的焦虑投向了我，他也没有寻找不可能的答案，他向我传达了他的恐惧，但同时他告诉我他最后一次感受到的情绪旅行或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我听了她的话，有时我给她开了抗焦虑药，但最重要的是我听了她的话：我喜欢听她的话。她告诉我，她从我身上走出来的时候更加平静和安详。我总是对他的话感到惊讶，毕竟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做太多事情。有时她在旅途中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一些小病：我听她的，我试图为她的症状找到一个解释，她平静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焦虑，但受到控制，几乎是抱歉，同时又具有讽刺意味。大约两年前复发：先是纵隔，然后是肺和脑。一开始，肿瘤学家对治疗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得到了她和我的认可：有必要尝试一切并进行斗争。克拉拉能够在一次化疗和下一次化疗之间采取行动和旅行：她的生存意愿和热情赋予了她非凡的力量。她的头发掉了，但她没有戴假发，而是戴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围巾，总是和她的裙子颜色相配。几个月后，治疗狂怒对我来说不再是合理的，疾病太严重了，非常虚弱，治疗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是毁灭性的。克拉拉也开始怀疑他们的结果：她还抱怨肿瘤科医生变得回避，在访问期间他们总是很匆忙，没有人说超出必要的内容，他们避免回答她的问题。我也开始陷入困境：我去了她家，我拜访了她，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很尴尬。有一天，除了常规的化疗外，肿瘤科医生还为她提供了一次家庭姑息治疗的专家访问（在我看来，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当他告诉我时，我觉得我的脚下好像没有了大地：就像被判了死刑。它本能地出来了，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什么姑息治疗！现在最好的事情是她和我要吃披萨”。她亮了起来，她很高兴，几乎不敢相信。他立即接受并问我是否可以互相交谈。当我意识到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时，我很害怕：我告诉了她什么，什么晚上在等我，此时我该怎么办，我们会谈什么？幸运的是，周三有“Balint”，我能够提起诉讼并与我的同事分享我所做的“麻烦”。我承认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给巴林特打了一个案子之后，在听了别人对我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之后，我总是松了口气，很满意，我更清楚我之间发生了什么和病人，那一刻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为什么我会紧张或感动，我更清楚我必须做什么以及我可能在哪里犯了错误，但我很难谈论发生了什么在群里说，总结一下各种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在我将克拉拉的案子带到“巴林特”的那个晚上之后，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对她和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得不继续追随我的直觉，就像我一直对她做的那样。这些天我不得不尝试简化并像往常一样听它。比萨店的晚上非常愉快：克拉拉穿着紫色的裤子，一件色彩鲜艳的夹克和一条与裤子同色的围巾：她走路很困难，她化着妆，微笑着。那是九月，天气还很热，我们去了她家附近有花园的比萨店：我们半小时走了大约 100 米，她累了。晚餐时，她告诉我她作为演员的生活片段，她多年来没有家，只有一个大箱子跟着她，关于最新的爱情故事，关于她正在读的书：我听她觉得好笑。反过来，我向她讲述了我的生活片段，但难度很大，好像我想给她留出更多的空间。他告诉我，除了探访或治疗外，他已经有一年没有离开过家了。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他的病。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些邻居，他们很惊讶地看到我们在一起，他们邀请我们喝一杯酒，为我们的夜晚干杯。在 2 个月内情况恶化：他抱怨严重的呼吸困难和疼痛，我害怕无法用我的疼痛治疗技能来控制。我们决定共同启动姑息治疗。克拉拉总是向我提交姑息治疗医生的报告，如果我不同意，她什么也不做。我定期去她家，她告诉我困难，与仍然为她提供新疗法但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的肿瘤科医生的争吵，她的朋友和害怕和她睡觉的伴侣的来访，我听着，我在听...最重要的是，她抱怨没有人告诉她事情的真相：肿瘤学家掩盖了她的问题，他们总是很着急，他们没有做出预测。我听了她的话，但她没有直接问我问题。参观完它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在我看来，我只剩下不到十五天了，你怎么看？“我没有水晶球，但我认为你是对的”我微笑着回答，奇怪的是并不尴尬。他冲我笑了笑，谢谢我。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想和她的朋友们在她家组织一次晚餐。我告诉她我想拥有她自己的书，一本她读过并喜欢的书。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考虑一下，然后给我。我离开了他的房子，我并不难过，我很好，我想走路，深呼吸，在树丛中。第二天下午，克拉拉死了。　她没有时间为我选书，但在与朋友共进晚餐的晚上，她告诉洛伦扎她应该给我一本她的书，她想考虑一下。几天后，洛伦萨来到工作室，给我带来了克拉拉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匹克威克圈》：一本活生生的书，有“厚”的书页，上面覆盖着彩色纸，颜色和她的衣服一样.　Paola Palumbo 全科医生文章来自：意大利医学协会巴林特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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