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必须发现自己内在的倾听的能力，去倾听那些病人几乎无法说出的东西，结果是，他会开始在自己内心中听到相同的语言。”
——Michael Balint
迈克尔·莫里斯·巴林特
Micheal Maurice Balint
1896-1970
全科医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客体爱的儿童发展理论，坚信人类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与环境和客体的和谐关系，倡导精神分析中的积极人性观，推崇退行的治疗价值，强调医患关系的互动作用，将这种客体关系视为一种重要的治疗性动因。
巴林特对医患关系和团体疗法的运用与分析，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推动客体关系学派发展的独创性思想，使他成为享誉国际的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实践者。
1896年12月3日，巴林特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Mihály Bergsmann，是一个中产阶层犹太人家庭两个孩子中的第一个。他的父亲是一位全科医生，但脾气火爆，易怒，母亲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温柔、热爱生活。他的妹妹Emmi比他小一岁半，后来成为一名伟大的数学家。巴林特小时候调皮捣蛋，甚至青少年时期颇具反叛性，但同时头脑机灵，富于想象，对所有事物都满怀好奇，这使他在进入大学前就对科学、艺术和宗教有了很好的理解。此外，由于受到父亲行医实践的熏陶，他从小就对医学和医患关系产生了兴趣。1914年，巴林特进入布达佩斯的塞梅尔维斯大学学习医学。但是入学后不久，一战爆发，巴林特被迫中断学业，应征入伍，先后开赴俄国和意大利前线。1916年，巴林特的左手拇指受伤，使得他能够退役并重新开启学习生涯。
1917年，巴林特到卫生学实验室当助手，遇到了女友埃丽斯·塞克莉·科瓦奇（Alice Székely Kovács）。Alice主修人类文化学，其母亲Vlima Kovács是费伦齐的病人及后来的学生，因其分析培训理论而著称。在Alice的推荐下，巴林特阅读了《性学三论》和《图腾与禁忌》，对精神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巴林特开始参加费伦齐的精神分析课程，为他日后拜师创造了条件。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巴林特仍然于1920年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并与Alice结婚。但婚后不久，他们为了躲避当时匈牙利盛行的反犹太人倾向，移居柏林。在那里，巴林特将工作日分配给了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托·沃堡（Otto Warburg）的生化实验室，以及与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合作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在柏林期间，巴林特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开始在柏林沙里泰医院进行心身性疾病的治疗，使其成为用精神分析治疗心身失调的第一人。同时，巴林特也开始在马克斯·艾廷冈（Max Eitingon）和汉斯·利伯曼（Hans Liebermann）的督导下从事精神分析治疗。
1924年，巴林特和Alice回到布达佩斯，一起跟随费伦齐进行精神分析工作，并从1925年起，开始发表自己的精神分析论文，特别是心身医学方面的研究。1926年，巴林特加入了匈牙利精神分析协会，而且从1931年至1935年，担任布达佩斯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副所长，从1935年至1939年担任所长。在此期间，巴林特建立了第一个针对全科医生的“培训与研究小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他们的医疗实践中融入精神分析的思想，使治疗更加有效，但却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得不中断了所有活动。此外，巴林特还为1930年布达佩斯精神分析诊所的创立做出了重大努力，并在1933年费伦齐逝世后接替其成为该诊所的负责人。1939年，因局势恶化，巴林特和Alice以及他们的儿子John移居英国，定居在曼彻斯特。然而，同年8月，年仅40岁的Alice却因主动脉瘤破裂突然去世，这对巴林特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在曼彻斯特的日子，巴林特主要从事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担任一所儿童指导诊所的主任。他将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儿及其行为和关系上，开始发表关于“原始爱”（primary love）、“原始关系”（primary relation）和“基本缺陷”（basic fault）的观点。此外，他还获得了他所需要的英国行医资质，随后又以《婴儿早期的个体差异》一文，获得了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其中，关于婴儿具有稳定且独特的自然喂养规律的研究发现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1944年，巴林特再婚，但这段婚姻并不成功。而雪上加霜的悲剧是，1945年，他的父母由于不愿遭受匈牙利纳粹的囚禁，双双服毒自杀。同年10月，悲伤的巴林特搬到了伦敦。
1947年，巴林特正式成为英国公民，并于次年加入塔维斯托克（Tavistock）诊所，开始研究团体工作，与自己的导师费伦齐一样，巴林特对人类关系越来越感兴趣。1949年，在该诊所一个关于婚姻问题研究和培训的项目中，巴林特认识了其后来的第三任妻子伊妮德·艾科尔兹（Enid Eichholz）。Enid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婚姻问题。后来，他们将该项目发展成为家庭讨论公署（Family Discussion Bureau），对社会工作者进行相关的培训。同时，在此基础上，巴林特于1950年重新开始了他25年前曾在匈牙利展开的支持性小组工作，在伦敦发起了第一个“研究与讨论”研讨会，即后来著名的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1961年，巴林特从塔维斯托克诊所退休后加盟了伦敦大学院医院。此时，他不仅开展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的研讨会，而且还将这种方法用于培训学医的学生。此外，他还成为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俄亥俄大学的访问教授，担任了英国心理学会医学分部主席。1969年，巴林特协会成立，而后随着巴林特运动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欧洲许多国家都纷纷组建了巴林特协会，并于1972年组成了国际巴林特联盟。从1951年到1953年，巴林特担任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学术秘书，1968年当选为该会主席。1970年12月31日，巴林特因心脏病发作逝于任上，享年74岁。而直到他的妻子Enid于1994年去世，他的工作仍在不断扩展。
以“原始客体爱”为核心的
客体关系理论
巴林特的思想一方面来源于对自己临床实践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深受弗洛伊德、费伦齐、里奇曼和兰克等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发展整合出了自己独特的客体关系理论。
原始爱或原始客体爱（primary object-love）是巴林特客体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也是其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石。巴林特大胆挑战了弗洛伊德的原始自恋观点，认为自恋是一种继发现象。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原始爱与精神分析技术》（1952）中，巴林特假设，人类关系和个体性欲的发展起源于原始客体爱。他认为婴儿从一诞生就立即获得了原始的客体关联——与环境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原始客体——母亲建立了客体关系，这种最初建立起的原始客体关系，即为原始客体爱。随着巴林特研究和实践的深入，他在最后一本著作《基本缺陷》（1968）中，进一步扩展了了原始客体关系的最早期状态及其发展的观点内容，认为原始客体爱早在胎儿期就已经形成。胎儿时期对环境的力比多投注要比儿童和成人时期更加强烈。因此，原始客体爱是指胎儿与母亲子宫内未分化的环境之间相互渗透，共同营造的“和谐的融合”（harmonious mix-up）。然而，出生却是一种创伤。由于环境的彻底改变打乱了这种平衡，迫使个体开始一种全新的适应形式。于是，个体所有性欲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与母亲、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追求与未分化环境的和谐融合，并且贯穿人的整个一生。在人类文明与教育的影响下，当原始客体爱的状态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时，儿童通常会通过两种间接的方式来试图恢复它：第一种方式是自恋——“如果世界不足够爱我，我就必须爱自己，满足自己”；第二种方式是主动客体爱——“我们爱和满足我们的客体，是为了反过来被他爱和满足”。巴林特认为自恋和恨是原始爱的继发性现象，他否定了原始自恋，转而强调次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在巴林特看来，次级自恋是指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时，个体将力比多从环境中撤回一部分重新投注到自我的现象。通过这种方式，自我可以重新获得一种内在的和谐状态。而“恨是对原始客体爱或依赖的原始爱的防御和拒绝，是这种爱的最后残余”。由于和谐关系的破坏会引起个体过去所有的辛酸、痛苦、遭遇和焦虑体验，所以个体会通过“恨的屏障”（barrier of hatred），即通过拒绝对那些人的需要和对他们的依赖，以防御这些体验的重现。
个体为了应对出生、与客体分离等不可避免的创伤，并尽量保持与客体或未分化环境的和谐关系，重新获得最初阶段的“一体感”（feeling of oneness），会在原始客体爱的阶段上发展出两种次级的原始客体关系。巴林特在研究震颤（thrill）心理时，借鉴希腊文，以亲客体倾向（ocnophilia）和疏客体倾向（philobatism）两个新术语，来表达早期婴儿和病人的这些客体关系特征。“ocnophilia”与受虐狂、被动性和女性气质相联系，而“philobatism”则与攻击性和男性气质密切联系在一起。根据巴林特的观点，在亲客体倾向中，客体被认为是安全的、让人舒适的，而客体之间的距离则是危险的、可怕的。而在疏客体倾向中，客体是敌对的、威胁的，而客体间的距离被体验为安全的、友好的。亲客体倾向和疏客体倾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始态度，反映了两种极端形式的性格，即亲客体倾向性格和疏客体倾向性格。亲客体倾向的人总是生活在“客体会保护他”的幻想中，因而有接触和靠近客体的强迫性需要，面对焦虑或恐惧时的反应是依附（cling）于客体，将自己投射给客体或者内射客体。而疏客体倾向的人则幻想他的自我技能（ego skills）会保护他远离那些他认为是危险的、潜在不友好的客体，因而其强迫性需要是观察环境中是否有潜在危险的客体出现，并使用其自我技术，例如尊重(regard)、关怀(consideration)、关注(concern)和照看(looking after)等情绪态度，将之转化成友好的、危险性较小的客体。巴林特将这些亲客体倾向和疏客体倾向的态度进行了延伸，使其不仅包含人际关系的外部世界，还包含思想和理想的内部经验世界。亲客体倾向会强烈地依附于他熟悉的思想、信仰和习俗，且觉得很难与它们分开，疏客体倾向则喜欢抛弃旧思想，随时准备寻找新思想。此外，巴林特还将这两种倾向都归入了基本缺陷的范畴，它们本质上都有着错误的现实检验，是个体为了重新获得原始客体爱阶段的一体感发展出来的病态方式。
巴林特在其著作《基本缺陷》（1968）中，根据单人、两人和三人心理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机能格局，即心理的三个区域：创造区域（the area of creation）、基本缺陷区域（the area of thebasic fault）和俄狄浦斯区域（the area of the Oedipus conflict）。巴林特认为，每个区域都还有各自的其他特征，最早期的心理区域是原始爱和基本缺陷区域，然后在基本缺陷区域的基础上，一方面分化为俄狄浦斯区域；另一方面则通过简化向着创造区域发展。俄狄浦斯区域是一种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关系相关的，除了主体之外，至少还涉及两个相关的客体，而这两个客体既可能是俄狄浦斯情境中的两个人，也可能是在口欲期或肛欲期范围的某个人和某个客体。心理冲突是该区域起作用的动力学力量，而成人的语言是一种恰当而可靠的交流工具，分析师的语言和解释，对医患双方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不同于俄狄浦斯区域，基本缺陷区域是一种两人关系，一种更为原始和罕见的客体关系。成人的语言在描述该区域的事件时往往是无用或被误解的，正常的语言会丧失约定俗成的意义，甚至分析师的姿态或动作都会具有超越现实意义的重要性。此外，在基本缺陷区域起作用的动力学力量，既不是一种本能形式，也不是一种冲突形式，而是一种缺陷形式，可追溯到个体早期形成阶段中的生物或心理需要，与整个相关时期所得到的物质或心理关爱、关注和情感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的一种必须要更正的缺陷。创造区域则是病态的、创造性的，它只有主体，没有外部客体存在，是一种单人关系。巴林特认为，尽管在创造区域只有主体自身的存在，但在某些时候，主体并非是完全孤独的，在他的心理区域还存在某种东西，可以称之为“前客体”或“客体雏形”。从“前客体”向恰当的“客体”转变的创造过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快速还是缓慢都是不可预知的，这些在艺术和科学创造过程中都时有发生。俄狄浦斯区域的强烈冲突可能会提高或限制创造过程的速度，但起重要作用的是主体创造区域的心理结构。
强调“治疗性退行”与“新开始”的
精神分析治疗观
巴林特的精神分析技术是其临床治疗实践的总结，也是其思想的重要内容。
巴林特对精神分析技术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他提出的退行观念，他将退行视为精神分析的一种治疗性动因，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开始（new beginning）的阶段。
巴林特认为，新开始的阶段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后阶段，而治疗性退行则发生在此阶段的早期，其目的是建立一种类似于原始客体关系的分析氛围，让病人重新开始学习爱和恨的新方式，抛掉以前所获得的病态的强迫方式，从而获得一种不同的、更加成熟的客体关系，实现新的开始。他强调，治疗的效果不仅取决于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退行”到基本缺陷区域的能力，更取决于分析师所创设的适合于病人退行到基本缺陷区域所必需的分析氛围。在此阶段，只有良性退行的病人才能实现新的开始。而那些作为“新开始”的满足经验只有在无害的（arglos）氛围中才可行，而“无害的”氛围和“新开始”的经验是与原始客体爱的关系相似的。巴林特所指的原初物质具有不可毁灭性（indestructibility），而分析师在“新开始”的早期阶段中的作用与此类似，提供的解释和客体关系都是退行的治疗性动因。
在巴林特看来，虽然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分析师对病人退行所必需的合适氛围的创设和维持，但也取决于病人本身在治疗过程中的退行能力。在临床经验中，巴林特根据病人退行目的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类：良性退行（benign regression）和恶性退行（malignant regression）。良性退行目的在于再认，因此，他们在退行中只需要分析师如同原始关系中的原始物质一样，不采取任何行动，只需要在那里，并默许他们使用外部世界来处理其内部问题，从而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内部生活的存在和自己独一无二的个体性。而恶性退行目的则是通过外部世界，即分析师的动作来满足其本能渴望，其最终目的是满足。虽然两者都有外部世界和客体的参与，但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区分有三个标准：首先，恶性退行通常发生在分析的早期阶段，而良性退行倾向于发生在分析的后期阶段。其次，在恶性退行中，通常需要的是由分析师带来的某些满足感，而在良性退行中，通常需要的是分析师在那里。再次，在恶性退行中，反移情中所体验到的氛围或情绪常常是强烈的、充满激情的，而在良性退行中，则是较为平静的、信任的。巴林特强调，退行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都不仅取决于病人、病人的人格和病情，而且还取决于病人的客体，即分析师及其对他的反应方式。因此，退行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现象，还是一种主体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现象。
巴林特提出了治疗性退行与原始爱和基本缺陷的关系。他认为，如果病人的强迫方式和客体关系来源于病人内部的冲突和情结，那么适当的解释就能帮助病人解决它们。然而，如果强迫方式来自对基本缺陷的反应，那么解释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作为治疗工具的语言，在基本缺陷区域已丧失了其可靠性。在这些情况下，除了解释外，必须考虑其他的治疗性动因。因此，最重要的是，根据其强迫方式帮助病人在分析情境中发展一种原始关系，并将它维持在一种不受干扰的平静状态，直到他能发现可能的新形式的客体关系，体验它们，用它们进行尝试。因此，治疗的重要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以阻止基本缺陷。为了能够促进原始关系的发展，帮助退行病人走出退行，实现修复，巴林特提出了客气的（unobtrusive）分析师，即能够提供适当的满足和挫折以维持最佳水平的紧张，给出适时恰当的解释，创设适合的分析氛围与病人建立和谐关系的分析师，这是他治疗技术的核心思想。此外，作为最早讨论反移情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作用是巴林特精神分析技术的独特魅力。他指出，分析情境中病人行为的形式因素，即移情部分应该被视为一种原始客体关系，而精神分析技术的目的就是要理解和解释病人这种关系中移情的每一个细节。但同时，分析师要避免一开始就将每一件事都解释为移情，因为如果如此，会使分析师成为病人强有力的、知识渊博的客体，从而迫使他们退行到“亲客体倾向”的世界。分析师应该忍受一些形式的显露，同时还应该接受病人投射的和内射的认同，而不要急于将这些向病人解释，要避免成为病人眼中全能的分析师。而三阶段结构的创伤理论是巴林特全新的创见，第一个阶段是儿童和成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爱的阶段。在第二阶段，成人与儿童的期望相反，做了一些令儿童恐惧、兴奋或是痛苦的事，导致儿童严重的一次性或反复的过度刺激，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创伤。第三阶段中，成人对儿童要求或不满的漠不关心对儿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导致了真正的创伤。分析师此时必须诊断出病人在原本的情境中曾经发生过什么，然后审慎地选择自己的行为，避免像导致创伤的原始客体一样对待病人，恰当应用解释和客体关系这两种主要的治疗性动因。另外，在巴林特看来，医生就是治疗病人的一种最重要的药物。这种药物的剂量和频次对治疗的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医生的使徒功能。医患关系是在一个相互满足和相互受挫的基础上，由分析师特有的使徒功能建立起来的治疗关系，巴林特称之为“相互投入交往”（mutual invest company）。每个医生都应具有一组相当牢固的信念，要教育和训练病人能够对自己的疾病采取合适的态度，能够成熟起来对自己的疾病负责，同时又要对医生有一定比例的幼稚性依赖。
作为布达佩斯学派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独立学派的杰出代表，巴林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积极推进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促进了精神分析和全科医学的融合。虽然巴林特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而且在其逝世后一度受到忽视，但是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客体关系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巴林特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日益凸现了出来，并对当代的精神分析、医学以及社会工作等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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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事物的桃皮绒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