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巴林特协会2022 年 10 月 27 - 30 日举行巴林特组长强化培训

克拉拉和巴林特小组的故事

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厌倦了这些无聊和抱怨的病人。我走进诊所希望尽快离开。当病人开始说太多话时，我会站起来轻轻地指出其他人在等待。赶紧赶到诊所的关门时间，实在是太着急了……　还记得我几年前告诉过你吗？他们是一群在医患关系中训练的家庭医生，对与患者的关系感兴趣，从关系的角度呈现临床疑难病例，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我有一个好朋友，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小组的领导者，给他打电话，我会给你电话号码，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经过几个月的重新思考，我决定，打电话并参加了萨龙诺的“巴林特”小组的一个晚上。由于这次经历，我极大地重新评估了家庭医生的形象，我发现在不提供解决方案、处方或药物的情况下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患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从未评估过简单倾听的这一特殊方面：我从大学开始就习惯于解决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我无法找到患者要求的解决方案，我会感到紧张，因为通常没有解决方案：我希望每个人都承担费用找到答案或解决他们的问题：无法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怒，我不可避免地会对下一个病人出院。我发现了让他们抱怨的重要性。现在我喜欢听他们说话，让他们发泄，给他们时间……他们变得更友善了，他们不时问我：“你是医生，你好吗？”他们也对我感兴趣。多么棒的感觉！和克拉拉在一起这些年，十五岁多，听我说话是自发而轻松的，不假思索：一个好女人，充满活力，兴趣盎然，她是一名演员，旅行，穿着五颜六色的连衣裙和围巾，她多动。她总是面带微笑，带着一些小病进了诊所，接受了检查，听了我的意见，很用心地听我的话，然后几乎掩饰自己打扰了我，总是很高兴地出去。十年前，她患上了乳腺癌，通常的手术是：手术、化疗、放疗、六个月一次的肿瘤检查。疾病吓坏了她，造成了一些焦虑和恐惧，但她的反应是积极的，她一如既往地战斗，以她一贯的求生意志；治疗的结果让她感到不安，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数字，其中一个许多人觉得她没有被肿瘤学家视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名遵守协议的患者。化疗后他又开始旅行，演一些节目，看书，他还告诉我一段新恋情。有时她带着一些小病在工作室来找我，因为害怕复发而焦虑不安：她希望得到保证，她所指责的痛苦与她的疾病无关。但他说话和行为的方式让我没有感觉到他的焦虑投向了我，他也没有寻找不可能的答案，他向我传达了他的恐惧，但同时他告诉我他最后一次感受到的情绪旅行或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我听了她的话，有时我给她开了抗焦虑药，但最重要的是我听了她的话：我喜欢听她的话。她告诉我，她从我身上走出来的时候更加平静和安详。我总是对他的话感到惊讶，毕竟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做太多事情。有时她在旅途中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一些小病：我听她的，我试图为她的症状找到一个解释，她平静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焦虑，但受到控制，几乎是抱歉，同时又具有讽刺意味。大约两年前复发：先是纵隔，然后是肺和脑。一开始，肿瘤学家对治疗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得到了她和我的认可：有必要尝试一切并进行斗争。克拉拉能够在一次化疗和下一次化疗之间采取行动和旅行：她的生存意愿和热情赋予了她非凡的力量。她的头发掉了，但她没有戴假发，而是戴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围巾，总是和她的裙子颜色相配。几个月后，治疗狂怒对我来说不再是合理的，疾病太严重了，非常虚弱，治疗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是毁灭性的。克拉拉也开始怀疑他们的结果：她还抱怨肿瘤科医生变得回避，在访问期间他们总是很匆忙，没有人说超出必要的内容，他们避免回答她的问题。我也开始陷入困境：我去了她家，我拜访了她，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很尴尬。有一天，除了常规的化疗外，肿瘤科医生还为她提供了一次家庭姑息治疗的专家访问（在我看来，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当他告诉我时，我觉得我的脚下好像没有了大地：就像被判了死刑。它本能地出来了，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什么姑息治疗！现在最好的事情是她和我要吃披萨”。她亮了起来，她很高兴，几乎不敢相信。他立即接受并问我是否可以互相交谈。当我意识到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时，我很害怕：我告诉了她什么，什么晚上在等我，此时我该怎么办，我们会谈什么？幸运的是，周三有“Balint”，我能够提起诉讼并与我的同事分享我所做的“麻烦”。我承认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给巴林特打了一个案子之后，在听了别人对我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之后，我总是松了口气，很满意，我更清楚我之间发生了什么和病人，那一刻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为什么我会紧张或感动，我更清楚我必须做什么以及我可能在哪里犯了错误，但我很难谈论发生了什么在群里说，总结一下各种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在我将克拉拉的案子带到“巴林特”的那个晚上之后，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对她和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得不继续追随我的直觉，就像我一直对她做的那样。这些天我不得不尝试简化并像往常一样听它。比萨店的晚上非常愉快：克拉拉穿着紫色的裤子，一件色彩鲜艳的夹克和一条与裤子同色的围巾：她走路很困难，她化着妆，微笑着。那是九月，天气还很热，我们去了她家附近有花园的比萨店：我们半小时走了大约 100 米，她累了。晚餐时，她告诉我她作为演员的生活片段，她多年来没有家，只有一个大箱子跟着她，关于最新的爱情故事，关于她正在读的书：我听她觉得好笑。反过来，我向她讲述了我的生活片段，但难度很大，好像我想给她留出更多的空间。他告诉我，除了探访或治疗外，他已经有一年没有离开过家了。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他的病。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些邻居，他们很惊讶地看到我们在一起，他们邀请我们喝一杯酒，为我们的夜晚干杯。在 2 个月内情况恶化：他抱怨严重的呼吸困难和疼痛，我害怕无法用我的疼痛治疗技能来控制。我们决定共同启动姑息治疗。克拉拉总是向我提交姑息治疗医生的报告，如果我不同意，她什么也不做。我定期去她家，她告诉我困难，与仍然为她提供新疗法但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的肿瘤科医生的争吵，她的朋友和害怕和她睡觉的伴侣的来访，我听着，我在听...最重要的是，她抱怨没有人告诉她事情的真相：肿瘤学家掩盖了她的问题，他们总是很着急，他们没有做出预测。我听了她的话，但她没有直接问我问题。参观完它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在我看来，我只剩下不到十五天了，你怎么看？“我没有水晶球，但我认为你是对的”我微笑着回答，奇怪的是并不尴尬。他冲我笑了笑，谢谢我。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想和她的朋友们在她家组织一次晚餐。我告诉她我想拥有她自己的书，一本她读过并喜欢的书。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考虑一下，然后给我。我离开了他的房子，我并不难过，我很好，我想走路，深呼吸，在树丛中。第二天下午，克拉拉死了。　她没有时间为我选书，但在与朋友共进晚餐的晚上，她告诉洛伦扎她应该给我一本她的书，她想考虑一下。几天后，洛伦萨来到工作室，给我带来了克拉拉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匹克威克圈》：一本活生生的书，有“厚”的书页，上面覆盖着彩色纸，颜色和她的衣服一样.　Paola Palumbo 全科医生文章来自：意大利医学协会巴林特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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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特小组的简短介绍

巴林特开始巴林特团体以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巴林特 (Michael Balint) (1896-1970) 的名字命名。1950 年代后期，迈克尔和他的妻子伊妮德开始在伦敦为全科医生举办心理培训研讨会。这部作品最初是在　《　医生、他的病人和疾病》一书中描述的　（1957 年）。没有讲座，医生的教育是基于病例介绍和由精神分析专家领导的 9 人或 10 人小组进行的讨论。首先，巴林特鼓励小组成员与他们的问题患者进行“长时间访谈”。这有助于医生专注于成为优秀的倾听者。随后，重点转向在每天的普通会诊的背景下研究医患关系。多年来，这些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以便跟踪患者及其进展情况。连续性也使小组成员彼此之间感到轻松自在。从早期开始，Balint 团体已遍布世界各地，在 22 个国家/地区设有国家级 Balint 协会，旨在促进和发展 Balint 方法。今天的巴林特小组：会发生什么？小组成员和组长围坐成一圈，组长（或组长中的一个，如果有两个）问“谁有案子？”　有人自愿谈论一个一直在她脑海中的病人。问题可能是患者情绪上令人不安，或者只是难以理解或难以参与治疗。小组不打断地听故事。演示者完成后，领导者邀请小组对他们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回应。响应采取各种形式。可能会有问题、对医生的建议、患者的故事引起的情绪反应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其他事情的猜测。组长会温和地阻止对演示者的过多审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组员自己处理这个案子。在起源于德国并在英国和美国流行的团体过程的一个变体中，领导者首先询问是否有任何关于需要澄清的事实的简单问题（例如：患者多大年龄？）。当这些完成后，他要求演示者“坐下”，即将他的椅子向后推一点，并在接下来的 20-30 分钟内保持沉默。这有效地防止了小组提出更多问题并将他们重新投入到自己的资源中。当她稍后被邀请再次加入时，允许演示者让她发言并回应她所听到的内容。领导者的作用领导人正在遵循所谓的巴林特议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使小组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此保密，成员可以自由地谈论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工作（包括他们的错误）。领导者将阻止关于主讲医生的个人生活和历史的不必要的和侵入性的问题。个人轶事有时是自愿的，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没有压力，领导者将允许这样做。该组不是治疗组，尽管其效果可以是治疗性的。领导人的第二个目标是让讨论集中在医患关系上。他们可能会问患者如何让每个人感觉。我们感到愤怒还是悲伤？我们喜欢病人并想帮助他吗？还是我们更愿意与他保持距离？可以邀请该小组考虑患者的感受或他希望他的医生成为什么样的医生。一个不喜欢或害怕患者的团体可能不愿意参与，并会通过谈论笼统的内容来试图“逃避”：“这些患者总是无法治疗”或推荐转诊给某人认识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将尝试让团队重新投入工作，也许是通过代表患者（“如果我是这个患者，我现在会感到非常孤独和被遗弃……”）如果有两位领导者，他们将试图以同情的态度工作，从彼此身上汲取线索。一个人可能会引导讨论，而另一个人则注意那些试图插话（或试图不哭）的人。结束会话当时间用完时，会议结束，就像治疗会议一样。至少有一位领导人将密切关注时钟。在 90 分钟的会议中，可能会有一到两次演讲（包括跟进）。通常情况下，可能会邀请主治医生发言。领导可能会要求跟进并感谢大家。他们不会试图打结松散的结局或给出令人放心的总结。巴林特的好处参加 Balint 小组对小组成员有什么作用？第一个也是最容易获得的好处是有　一个安全的地方　，您可以在那里与您的患者谈论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方面。该小组将富有同情心，他们自己也将处于类似的境地。这是一个很大的解脱，通常意味着当一个可怕的病人再次出现时，他或她会看起来不那么可怕。我们相信巴林特团队的经验有助于避免职业“倦怠”。年长的巴林特医生还在享受他们的工作吗？试着问他们！其次，巴林特小组鼓励医生将　他们的病人视为　在诊室之外有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人。他们变得更有趣，更容易提供帮助。第三，小组成员可能会逐渐　对患者和自己的感受有更深层次的　理解。他们可能会意识到，某些患者或情绪可能会与自己内在和外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产生共鸣。这可能会导致医生可以学会避免甚至转向治疗优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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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思维方式 重塑医患关系——浙大二院“巴林特小组”培训圆满结束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构建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着力培养德智体劳美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浙大二院高度关注医学研究生的心理状态，开展“广济巴林特”团体心理辅导项目。“巴林特小组”在欧美国家被广泛运用于训练临床医务人员处理医患关系，提升医务人员的心理调节能力、缓解职业压力等，国内目前只有少数医院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浙大二院于2019年8月16日至18日，组织开展了首期“巴林特小组”组长培训，为后期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储备骨干师资队伍。■　■■■■全国知名心理培训专家陈华老师应邀作为此次“巴林特小组”组长培训的讲者，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有来自浙大二院的医务人员、行政人员和医学研究生，也有来自浙大一院、省口腔医院、省妇产科医院等兄弟医院的同仁。本次培训活动形式丰富，内容详实，授课生动，学员认真倾听，积极参与，氛围活跃。01“巴林特小组”的起源培训伊始，陈华老师介绍了“巴林特小组”的起源，以及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十年来组织“巴林特小组”活动的宝贵经验。之后学员们在陈华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次“金鱼缸”演练。学员们分为圈内的参与者和圈外的观察者，第一位案例提供者分享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医疗故事，其他学员则作为不同身份的当事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期间陈华老师作为组长积极引导学员们发言，气氛十分和谐融洽。02医疗中的人文关怀“金鱼缸”演练后，陈华老师便教授学员学习“雕塑”技术。学员们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以及体会自己扮演角色的改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医疗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性。案例提供者表示：“自从事情发生后，我一直很内疚自责，但通过‘巴林特小组’这种独特的形式，以及‘雕塑’技术的演练，我的心理真的发生了很大转变，感觉心里轻松多了。”03标准答案or一种思维方式在感受过“巴林特小组”讨论和“雕塑”的神奇魅力之后，学员们跃跃欲试，许多学员提出想当组长。陈华老师首先教授担任组长的基本技能，强调“巴林特小组”的安全性原则，随后组织组长和协同组长进行了多场“巴林特小组”演练。随着培训的深入，学员们的讨论也更热烈起来，如“在开展活动时如何挑选参与者”、“如何控制时间”、“如何区别普通座谈会和‘巴林特小组’”等。陈华老师详细地一一作了解答，并提出了开展活动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如安全性原则，不提建议原则等。针对学员提出“‘巴林特小组’似乎是一个情感宣泄平台而非问题解决平台”这一问题，陈华老师表示：“巴林特小组”并不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更多的是让小组成员领悟到处理医患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04真实案例演练培训最后一天，学员们都基本掌握了“巴林特小组”的流程，组长和协同组长均能独当一面，带领“巴林特小组”很顺利地完成每场活动。在最后一场“巴林特小组”演练中，一位医学研究生带来一个案例：当患者家属面对家人死亡，情绪失控时，该如何进行医疗谈话？组长和协同组长将“金鱼缸”和“雕塑”技术融合，还原案例现场，小组成员纷纷被带入角色，经历了一场“死亡”与集体潜意识“离别”的碰撞，不少学员情感被深深卷入，感触良多。有医生坦言“下次碰到很不和谐的医患关系时，会尽量多从自己的角度去做改变。而且通过和大家的分享，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有一个群体在做自己的后盾，会坚强很多。”有医学研究生也表示“能参加此次培训，甚是有幸，心存感激。在以后的医学生涯中一定会努力去改变自己，去和患者多沟通，这对从医之路大有裨益。”行政人员也表示“通过这次培训，让我更理解了医务工作者的不易，也加深了对心理学的理解，原来心理学可以这么神奇地影响我们！”陈华老师总结道，“巴林特小组”为医务人员提供一个安全自由和包容的环境，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去探讨医患关系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它不是为大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小组，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探讨别人案例的同时，能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而逐步形成“新视野、新思维、新感受”，在下一次面临紧张的医患关系的时候，多一种选择。在闭幕式上，陈华老师和禹华良副主任共同为本次参与的学员颁发培训证书。禹华良副主任阐述了对“巴林特小组”的理解：“巴林特小组”并非是用传统意义上的说教方式来培训学员，而是用心理学的方式让参与的学员自己去领悟；并非一种心理治疗的手段，而是提供一个可以自我觉知的情绪释放平台。“巴林特小组”就像一颗种子，播种在了浙大二院这片土地上，它将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开出绚烂的花朵！广济巴林特“广济巴林特”是广济医学人文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今后浙大二院将会定期举办“巴林特小组”活动，让我们一起倾诉医者心声，回忆医路初心；听医患故事，汇成长心路；相聚巴林特，相伴医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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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第 19 届巴林特培训报告

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第十九次强化巴林特培训在克拉科夫举行，再次与克拉科夫的 Psyche 学院中心和琴斯托霍瓦的心理服务中心合作组织。来自波兰各地的30人参加了培训。在培训期间，参与者分为两组——初学者和监督者。Ireneusz Kaflik 博士就 Balint 小组培训的基本假设做了题为“Balint 灵感”的讲座。哈布博士。Ewa Wilczek-Rużyczka 做了题为　“医疗实践中的移情沟通”。与会者还参加了题为“　Hab博士使用心理剧方法进行了“我体内的情绪在做什么”。med. Joanna Pazik 和经理 Anna Rudecka。培训期间，巴林特集团领导候选人有两次考试：Izabela Barton-Smoczyńska 和 Katarzyna Cieślak 夫人加入了 Balinta 团体的认证领导人。恭喜！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我们并参与接下来的巴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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